国信中心首席经济师：中国经济悬而未决的五大问题

来源：华夏基石e洞察，作者：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首席经济师祝宝良

本文为祝宝良先生在2016第四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实录；回归常识——探寻企业成长新动能，2016第四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于10月29日于北京举办，十三五规划专家宏观政策解读、金融证券专家经济剖析、实战管理学专家给出实战建议，让我们一起回归原点、寻找灵魂、寻找基石！

各位来宾，早上好。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，每次参加这个论坛，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一步。

在座各位都是中国经济的所谓“三新”——新产品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的开拓者，也都共同关心着中国经济的走势。那么今天，我从几个方面入手，对中国经济，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解释。

>> 我国经济面临着“四降一升”的矛盾

昨天上午，中央政治局就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讨论，我们最近也在研究明年的经济形势，那么，我们要怎样去看它？

要看清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，首先要了解两个背景。第一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两会讨论，对今年中国经济形势的预判是“四降一升”，即在2016年，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下降、工业品的价格会下降、企业，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利润会下降、国家的财政收入会下降。同时，金融与经济的风险在上升。

针对这“四降一升”，我们去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建议。要解决中国的“四降一升”，其核心是要找要问题的源头。我们认识到，导致“四降一升”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，就是说，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，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偏差，我们无法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，比如服务业，像养老、休闲、旅游、文化、教育等等领域，需求是存在的，但是我们的供给质量和数量却严重不足。

导致供给问题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，一是企业自身的技术不行，二是行业本身的管制限制。那么，为了应对这种局面，我们就要进行改革，减少管制，并着手创新。

另一种情况是，有一些商品在市场上，甚至是全球市场上的需求量已然萎缩到非常小的程度，但是我们的产能却严重过剩，这种类型的产能过剩相对集中在11个传统行业，包括众所周知的钢铁、煤炭，还有一些国有成分较高的行业，比如造船、有色、水泥、玻璃等等。

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过剩行业的产能去掉，工业品的价格就有可能稳定下来，从而使企业的利润率得到上升。企业的利润率上升了，它自然会产生强有力的内生动力，这种来自企业的内生的动力可以带动投资，从而也能够为财政收入的提高提供保证，进行使金融风险大大降低，这是一个常显而易见的完整链条。

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适当扩大内需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，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，这是根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预判，解决“四降一升”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。因此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五项：去产能、去库存、降杠杆、降成本。同时，还要补短板，稳住经中国经济的增长。

如今，一年过去了，当我们回头去审视，可以发现，去产能是有成果的，不论是在房地产领域，还是在钢铁、煤炭等行业，都初步实现了去产能。

去库存的目标也得到了部分实现，包括大家看到的，在10月份之前，房地产有了新一轮的暴涨。我曾经在2月份发表过一篇文章，中心思想就是尽管我们部分实现了房地产去库存的目标，但是我们使用的方法完全是错误的。我们希望政府用供给侧改革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包括一线城市增加房地产的供给，三四线城市通过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来拉动需求等等，但实际上政府的做法是直接通过增发货币，把房地产的价格顶了上来。因此，在进入10月份以后，政策又不得不进入到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。

在降企业成本方面的成绩还不错，比如营改增，还有电力价格的调整等等。我们测算下来，到目前为止，整个企业的成本能够降到8000亿，当然，这是全国的总量，具体到行业就很少了。

去杠杆的工作才刚刚开始。这是我看到的“三去一降一补”的成绩，是根据供给侧改革的总体思路所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。

>> 学界对经济政策产生全所未有的分歧

除了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，我们还可以适当扩大总需求。扩大总需求的方式，我们主要采取的有三种方式。

一、宽松的财政政策

今年以来，我们的财政政策相对是非常宽松的，尤其是财政支出的节奏非常迅速。今年的1到9月份，政府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15000亿，而去年同期的财政赤字大概只有6000亿，可见今年的财政支出与去年相比，速度要快得多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全年下来，大约能够多出9000亿人民币，能够占到GDP的1.5%左右，这个速度是比较惊人的。

二、货币政策

大家都知道，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，所以我们一季度货币发行的速度也特别快，它所引发的最直观的现象就是房价的暴增。尽管此举可以帮助房地产去库存，但是刚才也曾谈到，这种方法可能是存在问题的，所以，现在重点应该着手研究如何解决房地产的问题。

三、产业政策

我们所采取的一些产业政策，无外乎这样三个：

1、房地产政策。自2015年3月30日起，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就开始放松，包括首付、信贷等政策都有所放松，还有一些税收也开始减免，到了今年一季度则再次加码，结果还是我们看到的，房地产新一轮的价格暴涨。

2、汽车的政策。自2015年10月1日起，1.6升小排量汽车的购置税减半征收。去年我们减了10%，今年减了5%，此举使汽车购置税的年征收额减少了600个亿。所以，今年的汽车销售量也有了一轮暴涨，全年预计的销售大概能够达到2800万辆。这部分减少的购置税，原本是交通部用来搞基建的，现在一下子减少了600亿，交通部的意见自然会很大。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财政收入的增加，所以，这就引发了对这一政策的争议。

3、财政资金的筹措。政府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，必然需要投资，那么，钱从哪里来？主要是靠财政筹措资金。刚才讲到，最近两年，地方政府的财力下降较快，而且在2015年，国务院还有一个专门用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第43号文件，不再允许地方政府以融资平台的形式举债。经过这样的清理整顿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下降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金也就没有了来源，而没有资本金，银行也不能够放贷或者发债。

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比如海绵城市、地下管廊，还有一些所谓的环保项目、环保设备等等，无不需要大量的投资。但是，地方政府没有钱，项目就无法开工，甚至连业主都没有。因此，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就是要解决资本金的问题。

那么，资本金从哪里来？无奈之下，在去年的8月份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推出了专项建设基金的做法，即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业向其它经营机构发债，主要是向邮储银行发债。其发债的利率是3%，并由中央财政贴息90%，也就是说，国开行和农发行实际发债的利率只有0.3%。

当两个行拿到钱以后，就把它转给地方政府，作为新兴项目的资本金使用。我们知道，0.3%的利率是非常低的，即便加上一些运营成本，事实上地方政府是以大约1.2%的成本来获取资本金的。有了这笔资金，它就可以从其它商业银行或者经营机构来融资，来搞基础设施建设。这其中的杠杆率有多少呢？￥1.00元的专项建设基金，大概可以拉动￥5.00元的投资。

通常，资本投资项目的资本金率一般在20%，剩下的80%是从其它金融机构借过来的。那么，地方政府先有了这一块钱，又可以从其它金融机构借到四块钱，就相当于有了五块钱的投资。利用这种办法，2015年，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总额达到了8000亿，2016年的上半年，这一数字达到了1万亿。那么，我们全年计划的基建总额为1.6万亿，这1.6万亿加上去年的8000亿，共2.4万亿，它如果拉动五倍的投资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可以达到12万亿。

而我们现在一年的基建投资不过10万亿，通过专项建设基金，拉动了12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，使未来两到三年的基建投资问题得到了成功解决。

解决了基建投资的问题，就能够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序进行，那么就能够持续地消化一部分钢铁、水泥、玻璃等传统行业过剩的产能，再加上与拉动需求相结合，就使得今年的钢铁、煤炭价格有了新一轮的上涨。

但是同时，专项建设基金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笔经费？大家都认为，这是一种变相的地方债，而国务院43号文件要清理整顿的恰恰就是地方债。这说明，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是“双刃剑”，它既有好处也有坏处。

归纳地说，今年以来，政府采取了这样两大政策措施，一是供给侧改革，通过一些手段来去产能、去库存、降成本、补短板；二是通过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以及一些产业政策来拉动经济。针对产业政策，北京大学的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也一直在进行尖锐的讨论，这说明，我们的整个社会对市场与政府的命题，对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存在着分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