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晓波：你是我的柳暗花明（遇见2020演讲全文）

每一年，我都特别期待年终秀，因为一到年终秀就有新衣服穿了。

踏着郎朗的钢琴声，千山万水走尽，我们又在一起了，感谢大家来参加“预见2021：勇敢者的心·吴晓波年终秀”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晓波，欢迎大家！

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，2020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再过20多个小时，我们会进入到2021，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这样的岁月。

每年到这个时候，人们都会讲一句话：“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年。”但是，什么是难忘呢？今年难不难忘？今年特别难忘。我们过很多年后可能会忘记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，但我想我们可能很难忘记2020年。

此时此刻，会场中所有同学都仍然戴着口罩。这是吴晓波频道第六年年终秀，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次，估计以后很难看到这样的场景。

很多年后我们想起2020年，也许脑海里想起的就是所有人都戴着口罩的场景，这将成为国民的集体记忆，留存在这个国家的记忆中。

今年疫情期间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书，读了很多老书，又读了很多新书，其中这一本，大概二十多年没碰了——加缪的《鼠疫》。

在这本书中，加缪说：“在同生活搏斗中，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。”我想，留在2020年的是一段难忘的同生活搏斗的经历，从2020年带走的，就是我们所有的见识和记忆。我们会从2020年带走哪些见识和哪些记忆呢？

2020年大概分两段，以1月23日为中界线。

如果今天你回到办公室、回到家里，拿出去年此时的工作台历和我们对2020年的工作规划的话，大概率会发现这个计划上的每一行字，都已经被看不见的敌人“新冠疫情”给改变了。所以我们说2020年始于1月23日，亦终于1月23日。

以色列未来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，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全球畅销书《未来简史》。书中有一段话：“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，饥饿、瘟疫和战争，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将呈现消失的趋势。”

我当年读这本书时，在这段话下重重划了一道横线，我多么希望这段话是真实的，希望他的睿智眼睛真的看到了未来。但人类到底还是一种过于自信的灵长类动物，对大自然、对未来，我们仍然充满着无数未知的恐惧，和无数未知的可能性。

为了这场年终秀，我在吴晓波频道里发起一个问题：“如果用三个字告别2020，你会选择什么？”我们得到了2000多个答案，其中最多的是三个字：“还活着”“不容易”“太难了”。这是在告别2020年之时，每个人心里的那声叹息。

今年上半年对很多行业来说，太难了，有些行业几乎可以说是“团灭”，它们受到的冲击不是下行10%、20%。例如电影行业、会展业、境外旅游行业，下行了100%，这个行业里的业务几乎全部消失；例如酒店业、零售商场、餐饮行业、线下培训业业务下行90%；还有住宅装修、家政服务、养殖业等下行了80%。

今年上半年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，如果回头来看，可以用“三危叠加”来形容。在过去这些年里，中国产业经济经历了42年发展以后，获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是我们在产业转型、国际关系方面仍然遭遇到了种种摩擦和种种挫折。

2020年，我们遭遇到的短期冲击，是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的秩序；我们遭遇到的中期冲击，是自2018年4月份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——特别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，又为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很多戏剧性的元素。在美国大选中，中国成为一张重要的牌，民主党在打，共和党也在打，打来打去，导致中美贸易一直处在不确定之中。

中国产业经济本身存在的中长期问题，是我们处在产业换挡周期过程中。

今天年终秀现场来了300多位企投会同学，其中有一位做了二十多年纺织行业，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说：“吴老师，我二十多年只做了一个企业，从两年前买进新设备开始进行产业升级。我就好像有一幢已经二十年的老房子了，等有钱的时候准备重新装修，地基换一下，梁换一下，房子装修一下，谁知就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，地震了，然后又遭遇七天七夜大暴雨，把我的地基彻底冲垮。”

很多企业家朋友，就是在正常的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，遭遇到了新冠疫情，遭遇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。在中国做生意的每一个企业经营者，可能都遭遇这样的情况。不过在发生如此巨大变化时，每个人做出的反应，也不一样。

今年年终秀的主题是“勇敢者的心”，我们希望在这种“三危叠加”的极端年份中，找到那些勇敢的人，看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。

照片上这个人叫梁建章，是携程董事长，上海人。他读小学时，就得过上海市青少年计算机一等奖，大学时期读上海交大，毕业以后到了美国读书，然后到硅谷工作，1999年回到上海创办了一家叫做携程的企业，他是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创业者中的一位。

2004年，携程上市，2007年他到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。2010年时，他寄了一本书给我，叫做《中国人太多了吗？》。在国内，他是一个很早就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质疑、并鼓励中国人多生育的经济学家，十年前，这还是一个挺敏感的话题。

今年年初，疫情暴发，携程应该是全中国所有大型互联网公司中遭受冲击最大的企业，海外订单全部消失。

疫情暴发时，大型公司的企业家会做出哪些决策呢？最理性的决策是裁员。加拿大有一家著名的“太阳马戏团”，在全球有6000名员工，新冠疫情暴发后宣布裁员95%。

这就是资本家，一个西方企业会做出的理智决定，等疫情过后，再重新把大家请过来继续做我的生意。2020年，全球裁员超过10万人的企业有2家，超过1万人的企业将近20家。

但是梁建章同学选择从3月23日开始做直播，每个礼拜亲自做一场直播。于是，一个经济学博士装扮成媒婆、唐伯虎、皇上。

携程一年交易额是8000多亿，梁同学一天做直播卖掉1000间房间、做1000万交易额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但即便这样，对一个年交易额8000亿的公司而言，仍然是杯水车薪。但是，当一个董事长把自己打扮成媒婆、海王，坐在直播间里直播时，对这家企业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我们常常在商学院教室里讨论一个问题：什么是企业家精神？熊彼特有熊彼特的答案，德鲁克有德鲁克的答案，但是在2020年，我们似乎找到一个新的答案——当灾难到来的时候，那个敢于拿起刺刀第一个冲出战壕的将军，就代表着企业家精神。

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姚吉庆，是慕思的总裁，他们家是卖寝具的。疫情暴发后，慕思在全国4000多家门店全部门可罗雀，1000多个经销商、1万多个员工都在家里，生意全部没有了。

我记得是在2月底的时候，姚吉庆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晓波，我们要做直播，卖床垫。”

我说：“吉庆，疫情暴发时大家都关在家里，买点米有可能，买一个空气净化器也有可能，但是会去买床吗？不太现实吧。”

但他和我说：“没办法，4000多个专卖店空空荡荡，1万多名员工需要生活，再垂死挣扎一下吧。”

过了两个多礼拜以后，他又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晓波，做了几场直播，我们卖了10万个订单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骗子，怎么可能有人在这个时间点买床？”而且他的寝具挺贵的，1万元一张床垫，怎么可能卖出10万个订单呢？

然后他就传了一张捐款证明给我：每卖出一个订单，捐款100元给武汉，卖出10万个订单他一共捐出了1000多万。我们应该给慕思这张证明鼓掌。

2020年，慕思一共做了十场大型直播，产生50多万笔订单，今年整体的业绩超过了2019年。姚吉庆给我讲了三句话，我印象特别深：“如果没有疫情，我们不会想到做直播；如果没有互联网直播工具、服务团队，我们无法马上做直播。我们都被疫情改变，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”

我想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家，都和姚吉庆有同样的想法。

照片上这个姑娘叫做张译丹，是1995年出生的厦门航空的空姐。疫情暴发之后，各地航空公司需要把救援队送到湖北武汉，张译丹写了封请战书，她说：“有任何困难航班我来飞，疫情航班我去飞。”航空公司告诉我，在厦门航空，有600多个像张译丹这样的姑娘、小伙写了请战书。

以后，再有哪个同学跟我说90后不靠谱，想想这600张请战书。这是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已经长大了，是有责任心的95后。

照片上这个小伙子叫做邢伟杰，是苏宁驻武汉的安装工程师。当时全国各地救援队的人跑去武汉支援，最害怕的是交叉感染，所以每天换下的衣服都需要用洗衣机洗涤。伟杰的小队一共5人，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，共安装了1900台洗衣机。当时在武汉，有成千上万个像他这样为大家提供后勤支持、保障和服务的人。

照片上这位是一个日本人，夏目达也，某汽车公司驻武汉的日方总经理。武汉1月23日封城，7天以后，他从日本飞回到武汉。

我到武汉调研时遇到他，问：你当时害不害怕？他说不害怕。我心里想，日本人只有在喝醉酒时才说真心话。

3月11日，这家汽车公司恢复生产，那一天生产了20台轿车。他跟我讲这个事的时候，我的问题脱口而出：“制造一辆汽车需要600余个工种，一两万个零部件，在3月11日武汉全面封城情况下，你怎么找得到600个工人？”

他和我说找不到，怎么办？他们向武汉市政府申请专列，把人员一个一个地拉过来，最终找来150个人，平均每个人做4份工作，花了几天时间讨论：在这种最最最极端情况下，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地区把1万多个零部件全部配置齐？

结论是：大概可以。